永利网投视讯|女性努力千百年,争取一个不生孩子的权力

2020-01-10 10:00: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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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利网投视讯,编者按:近几年不断有活动家争取、抗议,只为女性自由堕胎的权力。

子宫属于女性,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从未真正属于女性。堕胎本该天然是女性的权力,却至今需要向别人去争取。

新石器时代起,子宫不再属于女性

子宫作为生产工具,必须为其社会贡献生产力的历史,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(12000年左右),甚至更早。

彼时,人类出于优生学的考虑,确立了乱伦的禁忌,通婚(exogamy)渐成常态。通婚无非两种,一是入赘(matrilocality),即男方离开自幼成长的部落,到女方的部落安家;二是出嫁(patrilocality),即女方嫁入男方部族。

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没有找到“入赘”被绝大多数原始部族采纳的证明。原因很可能非常简单——男人没有子宫。

没有子宫,少了怀孕和分娩的负担,狩猎,抢掠和征战之类的蛮力活,便落在了男性身上(女性当然也参与狩猎和征战,只是人数上不及男性),再加上男孩在成长过程中,多和年长男性扎堆,极易被“尚武,拜肌肉男”的原始丛林生存法则洗脑,久而久之,便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习性。

女性怀孕的能力成为一种互易品

图片来源:giphy

果真如此的话,如何确保“好斗的”入赘男忠于他的新部落呢?万一他一言不合大打出手,完了还逃回出生地,养兵恤民,伺机复仇怎么办?相比之下,女性就显得平和许多。小鸡变大鸡只要16-24周,婴儿到成人却需要16年。艰难的怀胎和分娩,漫长的养育期,再加上原始社会苛刻的生存环境……一切都在不舍昼夜地,加固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。因此当时的人相信,出嫁制比入赘制省心。只要生了孩子,女人就会忠于她的孩子,从而忠于孩子的部族。

因此,比起谷物,骡子和布匹,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构造(拥有子宫),成了人类社会最早的互易品之一。

女性成为互易品,进入交换市场,在法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者claude levi-strauss的眼里,是“人类历史上,导致女性沦为从属地位的首要原因”。他写道:“出嫁不是两厢情愿的,而是部族之间的交易。”交易的过程,便是女性被物化(reified) 的过程。物化的物质基础是女性的子宫,即交易筹码。子宫意味着生育力,亦即未来的生产力。那些在生育潜力上被看好的女人,动辄身价不菲。

法国人类学家claude meillassoux也大致同意这个观点,他认为漫长的孕期和原始年代高发的分娩死亡率,导致了女性(子宫)成为抢手货,并引发了部族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。胜者(通常是男性),掳走女人,杀死抵抗者,迫使沉默的大多数为奴,同时把自己晋升为统治阶级。作为战利品的女性及其子宫,便理所当然地沦为了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,从而失去了它(子宫)和它的主体应有的话语权和行动权。

法国人类学家claude meillassoux

图片来源:网络

统治阶级需要生产力,所以数千年来,子宫似乎只有一个功能,生育。

neanderthal时代(约70000年前),男性比女性普遍长命,多活八年不算稀罕, 而女性从月经初潮到死亡,却只有17年左右的时间(按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30岁计),就这么短短十几年,除了要对抗洪水,饥荒和猛兽以外,她们还要频繁地对抗怀孕和各种可能出现的孕期反应。她们“怀完一个又一个,基本上没有正常的月经。”在助产技术基本为零,分娩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,如此频繁的分娩不伤身吗?答案是肯定的,然而频繁分娩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,和高昂的分娩死亡率相比,根本就是鸡头鱼刺。

女性的生育,决定权在男性

从七万年前一路穿越到前现代时期,女性不得不将生命中最宝贵的二、三十年交付给孕期,生个十胎八胎,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,都曾是一种“常态”。1935年纳粹德国为提高雅利安人的出生率创造的生育营“lebensborn”,和1940年代非洲的班图(bantu)人,为对抗居高不下的婴幼儿死亡率,让其妇女人均生育12次,两者之间,在对待“子宫”的态度上并无天壤之别,尽管一个是拥有精密军工技术的现代德国,一个是还在削弓做箭的非洲土著。

有人也许会说,有什么办法呢?避孕技术不发达嘛。事实上,早在古埃及时代,古埃及的化学家们就已在尝试各种千奇百怪的避孕法。他们相信蜜糖,或滑腻,油性的液体能减缓精子动力,而乳酸则能杀精,因此他们在阿拉伯树胶(acacia)中提炼出了乳酸。他们还想到了鳄鱼的粪便,因为它也是酸性的……没错,当年的避孕技术很不科学,但如果“避孕”被看作一项“子宫福利”的话,它其实完全能够在古埃及炼丹术士的鼓励下,慢慢发展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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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憾的是,20世纪以前,子宫基本上没有这项福利的。公元前2000后,人类的性行为模式,便成了统治阶级严格规范的对象。所有的社会(无一例外都是男权社会)都或多或少地反对过避孕和堕胎。

比如在西方,直到20世纪前叶,许多罗马天主教信徒仍坚信“避孕”是一种“本质上的邪恶(intrinsically evil)。公元6世纪到11世纪,基督教社会对避孕的惩罚是极严厉的。避孕等同于homicide(过失杀人),甚至——咬和gang交都会被视为过失杀人,刑期3到15年不等。13世纪,物理学家和哲学家peter of spain好不容易发明了26种避孕药,神职人员却把它们一一藏进书里,并盖棺定论:“这些药方绝不予采用。”

反对堕胎的理论基础看起来石磨般厚,其实只有一个,就是“god’s will(神旨)”。受孕是一个“人类的种子,经神所赐,得神保佑,经由神之手,放入子宫花托的神圣过程”。《旧约》亦说“be fruitful, be multiply(请像水果一样丰盛多产吧)!

神旨是哪来的呢?当然是男信徒捎来的。因为在早期的基督教社会里,只有男信徒才能在神和人之间斡旋。女信徒虽然可以搞些慈善活动,却不能主持祭祀,不能接近圣坛,不能公开授课,不能大声祈祷,也不能为自己的新生儿洗礼。公元二世纪的雅典神学家clement of alexandria概括:“女人可以做男人做的事,不过男人永远比女人做得好。”

只要是稍有平等意识的现代人看来,这样的信条都荒谬且令人恼火。然而在彼时的欧洲,从中世纪到19世纪前叶,那些为女人传授避孕法的游医们被当成女巫烧死;那些秘密堕胎的女人被判苦修,流放或吊刑。 绝大部分女人别无选择,只能“服从神旨”。

传授避孕方法的游医被当作女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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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世纪的教徒们普遍相信,胎动发生在受孕40天左右,一旦有了胎动,生命就形成了。胎动后堕胎,就是过失杀人,所以中世纪的欧洲法律普遍规定胎动后的堕胎是非法的——这并不等于说胎动前的堕胎就是合法的,只不过比起流放或死刑,量刑较轻而已。讽刺的是,“因为贫穷挤不出余粮,只好杀死新生儿”这种中世纪普遍的杀婴行为,比起堕胎来,却算不上什么大罪(《birth control& abortion in the middle ages》on medievallist.net)。

一天工作16小时,还必须不停当母亲

节育变成刚需,是从工业革命(1760-1840)开始的。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女性因此得以走出家门,进入劳工市场。根据一项1883年的一项统计,英国女性在棉花,羊毛,亚麻,丝绸,蕾丝和制陶业等劳工市场中占据了大量的比重。21岁以上的女性就占据了59.5%的亚麻劳工市场,71.3%的丝绸市场,以及37.7%的羊毛市场。但繁重的体力活却没有令她们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待遇,30岁左右的女工所挣的工薪仅为同龄男工的三分之一。生活的艰巨,令避孕和堕胎成了女工们企盼的头等大事。

根据当时的记载,“女工们每天在窒息的,震耳欲聋的纺织车间里辛苦作业,下班后,还得回到工厂附近破烂的住宅区,回到某只地窖,某个虫鼠为患的贫民窟,或一只没有厨房和饮用水的木棚里。食物是一丁点培根碎肉加土豆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频繁怀孕,意外流产,死胎或婴儿夭折,一次又一次地动摇着她们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。即使男孩们能侥幸活到五六岁,也难逃矿地童工的命运,女孩们则被送进纺织厂,每天工作16个小时。”

工业革命开始,女工成为劳动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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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833年的那次统计里,年龄12岁以下的女孩,占据了英国51.8%的棉花劳工市场。

然而,为了捍卫维多利亚时代“女人应该像维多利亚女王(女王生了九个孩子)看齐的”中产阶级价值观,19世纪初的英国法律不但不放松堕胎政策,还加重了对它的惩罚。1837年,the ellenborough act删除了自13世纪以来“胎动前”和“胎动后”的界限,不管什么时期堕胎都一律严惩。

堕胎是一部属于全体女性的血泪史

1861年,堕胎的最高判决为终身监禁。贫困女性为此痛苦不堪,有些人却把这层女性苦难归咎为“穷人在性生活上的不够节制(lack of sexual discipline)”。堕胎无门,不少女人只好偷偷把孩子生下来,再送到教会设立的孤儿院或医院里去。19世纪,单伦敦弃儿医院(founding hospital),就收留过约4500名女性的弃儿。

当时,有一位名叫francis place的英国社会改革家,出于悲悯,四处游说,向女人们推荐一种简单(粗暴)却似乎有效的“避孕神器”——一只像小球那么大的海绵,加点润滑剂,栓上一根丝线,便可推进推出,且对阴道和个人健康都“无损伤” 。据说这只“海绵球”曾帮助过一些女性度过难关。19世纪中下叶,橡胶避孕套在英国小范围内地普及了起来,但只有中上层阶级的男人才比较愿意用它,其目的,与其说为了避孕,不如说为了防性病。海绵球也好,避孕套也好,因受众狭窄,它们远远无法满足广大劳动女性对避孕和堕胎的迫切需要。于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,地下堕胎市场便像暗井般冒了出来。

francis place

图片来源:网络

地下堕胎市场五花八门。比如在英国,受悲剧事件“谢菲尔德金属水管含铅毒并导致胎儿神秘流产”的启发,包含了大量铅毒的“铅膏”流行了起来,直到一战前,铅膏曾一度是英格兰地下堕胎市场惯用的杀手锏。除了铅膏,还有毛线钩针。1923年,在德国的new brunswick,当地法院就曾审理过一起“钩针堕胎事件”,emily frontin,一位年轻的女性,在“被钩针”后出现伤寒等并发症,抢救无效,香消玉损。

82岁的英国女士diane munday曾对《独立报》(2017.3.30)讲述过自己的堕胎经历:“(1950年代)女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堕胎,喝漂白剂,推挪沉重家具,用钩针等等,或求助于地下堕胎市场。那里面的从业人员谈不上专业,她们也许有过一些护士经验,或曾在医院工作过……因此死亡是在所难免的。为了逃避警察追究,也为了保全家庭名誉,有的医生们会在死亡证明上把‘非法堕胎’改为‘意外流产’。” diane munday 认识的一位女裁缝,就在地下堕胎市场里送了命。做此营生的女人们,倒不是存心要杀人的,只是社会禁忌太坚硬,女性地位太低下,而技术条件又太落后。

在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mike leigh的作品《vera drake》中,vera drake就是一位帮人堕胎的地下游医。vera drake暗地行事,不收一分钱,也不多说话,在1950年代初的英国,vera drake那样的女人,就像穿着黑衣的天使,漂浮在贫民窟上空。尽管影片最后,她还是被判了18个月的监禁。

电影中的vera drake出于悲悯,帮助贫困女性用土法堕胎

最后被判18个月的监禁

1950-1960年代初,近10万英国妇女曾求助于非法堕胎市场。同一时期,美国亦有近百万女性铤而走险,进了黑市。1936年到1955年的俄罗斯女性,其遭遇也是一样的,斯大林绝不容许堕胎;为增加人口,1950年代,我国也曾将“禁止堕胎”写入立法,后来人口暴涨,对待堕胎的态度才逐渐松弛下来。

我们自由了吗?

感谢19-20世纪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,亦感谢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第二次女权运动,1967年,英国(除了北爱尔兰)终于实现了堕胎合法化,只要在约28到24周内堕胎,刑法将不予追究。同年,美国的colorado州也首次实现了美国境内堕胎非罪化。1970年代,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深入,西方国家不得不将女性的堕胎权和生育权置入首要议席。目前,世上绝大多数女性都已经获得了堕胎权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,两百年抗争取得的果实,可以做成一只草莓蛋糕,放入历史的冰箱永久保鲜。权利是无法保鲜的。你不用它,不捍卫它,它就可能比草莓还要速朽。

当川普说:“我憎恨堕胎,我憎恨它。我憎恨一切支持它的理念。当我听到人们在讨论堕胎权,我就全身哆嗦(nbc,1999)”;当他当选美国总统,一而再,再而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鄙视,对回归“白人基督教称爵年代”的热望时,堕胎非法化,没准会像近年的波兰那样,被极右政权重新推回历史的阴暗舞台;同样的可能性,在1983年就已实现了堕胎合法化的土耳其,则变成了现实:2015年,37家土耳其国立医院中只有3家肯为女性做堕胎手术(《卫报》2015.2.4);2016年,巴西高等法院好不容易宣布了堕胎非罪化,2018年10月的巴西大选,却选出了简直可以和川普媲美的极右派总统jair bolsonaro……

至今,世上仍有37个国家不允许堕胎,在那些不能随便出声的地方,女人们的子宫仍被牢牢地掌控在男权,教条和政客的手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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